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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園疑難盜竊案與詐騙案的比較研究
發布時間: 2012-11-12  作者:  瀏覽次數: 83

摘要:高校中發生的欺詐與竊取手段相結合的疑難侵財型違法犯罪案件如何定性,關鍵看被害人是否是自愿交付財物,因財物所有人受騙發生認識上的錯誤并主動交付財物的是詐騙案,而違反財物所有人意思的情況下使占有發生轉移是盜竊案。準確認識這類案件,從法理上給予辨析,在實踐中得以鑒別,并給予正確的定性,及時對大學生進行安全防范和遵紀守法教育,是高校公安保衛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

主題詞:高校;盜竊案;詐騙案;比較

 

      盜竊和詐騙案件是高校目前頻發的侵財型違法犯罪案件,并且案件情況日趨復雜,與傳統的違法犯罪行為相比,犯罪的方法、手段也呈現出多樣性,給案件的定性帶來了困難。例如:有些行為人在詐騙犯罪活動中附帶有秘密竊取的行為,而有些行為人在盜竊犯罪活動中可能夾雜著欺詐行為。從高校公安保衛部門來講,如何充分認識欺詐與竊取手段相結合的疑難違法犯罪案件,給予正確的定性,并適時對大學生進行安全防范和遵紀守法教育,對于保障大學生的財產安全、維護高校校園秩序穩定,是一個現實的課題。

一、認識竊取與欺詐相結合的犯罪行為

     2008年10月份的一天下午,某石油高校的一男性A同學剛買了一部6000余元的新款手機,在去教室的路上一邊走一邊把玩著,這時,過來一個穿著像學生的青年男子B,對A同學講,自己是從青島某學校來此找尋朋友的,在途中手機及其它財物均被盜,不僅沒有吃上飯,也無法聯系到自己的朋友,要借A同學的手機一用,聯系一下家人,A見其可憐,就將手機借給了B。B在打電話時,佯裝手機信號不清,借故遠離A同學,當離開一定距離后,B趁機帶著手機逃竄了。在本案中,行為人B既有騙打電話的欺詐行為,也有趁A同學不備竊取其手機的行為,這究竟是一起盜竊案還是詐騙案,在該校保衛干部中引起了爭論。本案之所以較難區分,主要是因為我國《刑法》對盜竊罪和詐騙罪的罪狀規定得比較簡單,直接以”盜竊”和”詐騙”敘明兩罪的罪狀,但沒有明示兩種犯罪客觀的行為結構,要準確區分,必須從刑法法理上加以辨析。

我國現行《刑法》第五章規定了“侵犯財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取得公私財物,或者挪用單位財物,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span>[1]由此可見,侵犯財產犯罪的對象是財產,根據行為人是否取得財產,可將其二分為取得型犯罪(如盜竊、詐騙罪)和毀壞型犯罪(如故意毀壞財物罪)。在取得型犯罪中根據受害人是否有交付財物的行為——即處分財物的行為或意思表示,可分為“違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財產的與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財產的犯罪。盜竊罪屬于前者;詐騙罪屬于后者?!?/span>[2]盜竊是在違反財物所有人意思的情況下使占有發生轉移,而詐騙是因財物所有人受騙發生認識上的錯誤并主動交付財物,這里的交付必須是在處分意思支配下的占有轉移。[3]因此,盜竊罪是違反受害人意志的取得罪,而詐騙罪中的財物是基于受害人意志的交付的取得罪。這里的“交付”是指受害人具有轉移財物占有、支配、處分或所有權能的意思表示,否則行為人只是事實上的“持有”,而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占有”。案例中受害人A將手機給行為人B使用的行為不具有轉移財物占有、支配、處分或所有權能的意思表示,不是刑法意義上的交付行為,因此B涉嫌盜竊罪,而不是詐騙罪,本案應定性為盜竊案。

二、疑難盜竊案與詐騙案的區分

     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普遍認為,除了行為對象與行為人的故意、目的之外,詐騙罪(既遂)在客觀上表現為一個特定發展過程:詐騙案的既遂,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對方陷入或者繼續維持認識錯誤—對方基于認識錯誤處分(或交付)財產—行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4] 不難看出,其實詐騙犯罪行為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行為人設法使被害人在認識上產生錯覺,以至“自愿地”將自己所有或持有的財產交付給行為人。據此,存有欺詐、竊取行為的財產犯罪,關鍵在于詐騙案的定性,而被害人是否自愿交付財物,成為了區分盜竊案與詐騙案的分水嶺。

一)、關于詐騙案件中被害人“自愿”的認識

被害人“自愿”交付財產中的自愿,是指身體、意志應處于自由狀態,意味著被害人作出處分財產決定時,有選擇處分財產或不處分財產的自由,沒有受到強迫、威脅并且神智清醒。當被害人“自愿”交付財物是出于強迫、威脅時,由于不存在“欺詐”,而不能定為詐騙。當被害者神志不清時(如醉酒狀態下)的“自愿”交付,不是被害人真實意思的表示,也即行為人取得財物是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取得的,因此,應定為盜竊。

二)、關于詐騙案件中被害人“交付財物”的理解

1、詐騙案件中的交付財物是基于行為人的欺騙行為,而這種欺騙行為使對方(受騙者)產生錯誤認識,或者說受騙者產生錯誤認識是行為人的欺騙行為所致;即使受騙者在認識上有一定的失誤,也不妨礙欺騙行為的成立[5]。

2009年9月新生開學伊始,某石油高校女生第10宿舍樓某房間來了一個推銷簽字筆的E “大姐”,行為人E將背的雙肩背包打開,講里面有2000只簽字筆,全是貨真價實的,并拿出幾支做了實驗,還說為幫助同學們勤工助學,可以1元/支批發,而市面上可賣到1.5元—2元。女同學F禁不住誘惑,欲以1800元買下這些簽字筆,E表示同意,并附送了背包。后來,被害人F發現,不僅數量僅有600支,而且全是假冒偽劣根本無法使用。本案中,行為人E虛構數量---600支講成是2000支,虛構的質量----假冒偽劣說成是貨真價實,應統一評價為一個詐騙案,而不能將現實存有的600支假冒偽劣簽字筆定為詐騙,而不存在的1400支的價款定為盜竊所得。

2、詐騙案件的交付行為不僅包括轉移所有權能的意思表示,還包括被害人具有轉移財物占有、支配、處分的意思表示。

本文第一節騙打手機的案例中受害人A將手機給行為人B使用的行為,不是刑法意義上的交付行為,B僅僅是事實上“持有”該手機,而不是刑法意義上的“占有”,因此B涉嫌盜竊,而不是詐騙。與之相對應的案例:假設A的老鄉C早就對A的手機垂涎已久,行為人C以占為己有的目的,編造出差的理由,“請求”被害人A“借”手機給自己用三天,拿到手機后, C以“出差”為名潛逃了。本案中,被害人A“借”手機給C“用”三天的行為,雖不是轉移手機所有權的行為,但它是一種將手機交付給C并由其支配、控制,即轉移占有的處分行為,從而與給B“使用”手機的行為不同,因此,本案應定為詐騙案。

3、交付財產的人是具有處分該財產的權限或地位的人。

當被騙人與被害人為同一人的情況下,被騙人處分的是自己占有的財產。如果被騙人不是被害人,并且不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地位,則行騙人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而很可能構成盜竊罪。07年10月,一石油高校的某在職碩士培訓班上學生X在下課前將筆記本電腦放于課桌上去了廁所,下課后仍未歸。碰巧熟悉情況的行為人Y在清潔員Z打掃教室時路過,便對Z講筆記本是他的,請Z幫忙遞出教室門來,得到筆記本后,Y迅速逃離了現場。本案中,受害人是X,而被騙的人是Z,但是Z事實上并沒有占有筆記本,也即沒有處分筆記本的權限或地位,而Y得到筆記本完全是出于違背被害人的意志取得的,因此Y是盜竊罪的間接正犯,Z只是其使用欺騙手段實施竊取行為、取得財產的工具而已。

綜上,交付行為的有無,劃定了詐騙罪與盜竊罪的界限。被害人交付財物時是詐騙罪而不是盜竊罪[6],并且盜竊案與詐騙案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犯罪形態,不存在一個既是詐騙又是盜竊的案件。

三、結語

     高校中發生的違法犯罪案件以侵財型居多,而侵財型案件中盜竊和詐騙案件又是最易發生的,這與大學生社會生活經歷少、防范意識差有關。高校保衛機構即擔負防范打擊違法犯罪、保衛大學生財產安全的任務,也有對大學生進行安全教育、提高大學生安全防范意識的責任。筆者在對大學生的舉辦的安全教育課中穿插了許多典型的存有欺騙和竊取相結合的案例,讓大學生自己進行討論、分析如何定性,即引起了他們認真聽課的濃厚興趣,又在探討中對如何防范盜竊和詐騙案件的發生有了深刻的記憶,最終能夠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安全觀念、提高安全防范的能力,有益于以后的成長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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